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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临汾:回望“平阳商人” 再创临汾辉煌

【核心提示】明清时期的朔州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以义取利,形成了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蕴育了深厚的晋商文化。

晋商起源于晋南,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晋中形成鼎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

为了丰富晋商文化内涵,临汾市组织专家学者对“平阳商人”文化进行了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展现“平阳商人”的辉煌,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谱写新时代临汾发展新篇章。

平阳商人研究的时代价值

张焕君(朔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朔州商人最为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五百年,跻身全国十大商帮前列,号称“山右商人”“山陕商帮”“晋商”,称雄商界,声名远播。事实上,明代全国有名的晋商是以晋南(临汾、运城)和晋东南(长治、晋城)商人为主,号称平阳商帮和泽潞商帮。

明清五百年间,平阳商人经营盐、粮食、棉布、烟、典当、钱庄等,其影响直到民国。如朔州首富亢家就是平阳人氏,据《清稗类钞》《骨董琐记全编》等记载,朔州多富商,尤以亢氏为最,资产数千万两,富可敌国,埒于王侯。临汾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扬州小秦淮亢园,“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晚清民国之际,襄汾南高村刘笃敬荣任朔州商会会长,成为平阳商人和朔州商人的杰出代表。

此外,在临汾市尧都区、襄汾、洪洞、翼城、浮山等地,著名商业世家密集,如洪洞李家、董家、刘家、许家,临汾亢家、王家,襄汾梁家、尉家、刘家、王家、丁家、毛家、卢家,汾西师家,曲沃李家,霍州安家等。至今,省内外尚有多处临汾商人出资兴建的晋商会馆(山陕会馆)。据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统计,当时全国晋商会馆322处,市一级有56处,其中临汾就有30处。明清两代,仅北京而言,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店多为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万全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平阳商人首创和经营。除经济实力之外,平阳商人的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在清末黑水城发现的宋金木版年画均出自平阳,平阳麻笺在清代被指定为皇宫用纸,北京琉璃厂著名字号英古斋、德宝斋、晋秀斋等也大多由平阳商人开办经营。

作为明清晋商重要组成部分和明代晋商最主要代表,开展平阳商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收集相关史料,还原历史真相,丰富、充实晋商文化研究内容,使平阳商人乃至晋商文化研究更全面、更丰富、更生动。

其二,通过研究平阳商人,发掘蕴藏于这一群体中的文化精神和时代价值,不仅可以重估平阳商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重要地位,也能再现其为人处世中的智慧。如勤俭创业、诚信待人的家训,在保存至今的平阳商人宅院中,无论是对联牌匾还是砖雕木刻,历历可见,倘加发掘大有助于家风传承。

其三,加强与平阳商人相关的家族宅院、商业字号、历史遗存的建设与宣传,强化临汾文化内涵,在文化定位、对外宣传、旅游产业等方面打造新名片。襄汾丁村不仅以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闻名,更保存了明万历至民国时期集中连片的大院40余座,全国罕见;地处古太平县的汾城古镇有6处“国保”单位,类似地方还有不少,如能统一规划,保护修复,形成与学术成果相互支撑的历史文化遗址圈,使优秀文化资源看得见、摸得着,将对临汾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晋商源于晋南的优越条件

鲁靖康(朔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平阳商人是指崛起于明代、延续至民国,以今日临汾为中心,明及清前期一度包括运城在内的商人群体。平阳商人率先兴起有如下优越条件和动因:

一、晋南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平阳商人兴起提供了交通优势。朔州地域南北狭长,南连中原腹地,北接塞外草原,中部系列盆地构成的通道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草原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这条通道南北分别连接内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而晋南地区正处在这条通道南段,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临汾大中楼四面的“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题词石刻正是对这种区位优势的生动注解。

二、晋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为平阳商人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临汾、运城盆地海拔较低,水土光热资源组合较好,是朔州最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一般北方农作物均能种植,更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食盐资源。此外,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铜、铁等矿藏,可为发展手工业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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